70后记者妈妈走访5个国家,拍了部高分教育记录片,刺痛千万中国家庭!

VOL.1622 2019-09-17 10:00: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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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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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月,一部名为《他乡的童年》的纪录片火了。刚开播,豆瓣评分9.2。网友们纷纷评论:“看了节目,突然想要当一个母亲了。”“教育,真不是随便说说那么简单,这个纪录片应该会让所有思考者父母会感同身受,受益匪浅。”


“ 暑假刷《小别离》《小欢喜》《少年派》,然后陷入了如何教育好孩子的死循环了,关于孩子教育,感觉是个严肃,深远,没有标准答案的大题,突然觉得孩子教育是个思考题。”


说起这部片子的导演周轶君,大多数对她的印象可能停留在《锵锵三人行》、《圆桌派》里,她长得眉清目秀的,给人感觉特别知性,说起这个70后上海姑娘,履历可以说超酷,她曾是新华社唯一常驻加沙、亲历了加沙战争的战地记者,还担任过凤凰卫视资深国际记者。


70后上海美女记者妈妈周轶君,因为职业原因,常年在世界各地东奔西跑,直到有了孩子,周轶君才会偶尔停下脚步。但她总会发现孩子随便抛出一个问题,她都无法给出一个完美的回答,比如:“妈妈工作是为了什么?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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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似于“不工作怎么有钱养你,给你买玩具呀”这种显然是一种不太对劲的答案。怎么摆脱这种一代代父母流传下来的“套路”和惯性教育?我们下一代真正需要的教育又是什么?周轶君想解开心中的问号,或者这个题太大了,没有标准答案的话,至少能到哪里去找一找启示吧。


她把目光瞄向了大世界,这是她多年国际记者生涯留下的“职业病”。放眼周围,每个中国父母几乎都被圈在了应试教育的藩篱之中,前段时间大热的《小欢喜》可以说刺痛了无数中国父母,孩子教育这道题是道思考题,还是特难的那种。

 

为了给自己的困惑一个交代,周轶君走访了五个国家:芬兰、日本、印度、以色列、英国。在出发之前,她脑海里同样悬着几个问号——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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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芬兰学校不考试,孩子在国际测试中成绩怎么会那么好?一个小国家,全球知名创意设计师还那么多,对他们来讲,竞争意味着什么,成功又是如何定义的呢?”


“日本人做事完美到变态,小时候也这样吗?日本人的‘集体主义教育’,究竟和我们理解的是一个概念吗?”


“印度人口多,大环境里的公共教育也算不上好,为什么世界500强里印度籍的高管那么多?”


“以色列是个四面树敌的国家,怎么还成了‘创业治国’每年那么多中国企业去考察犹太神话,有没有看过那里的孩子是在怎么样的观念里长成的?”


“现在这么多中国家庭选择英国留学或游学,当我们谈论‘英式贵族教育’时,我们在谈论什么?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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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如这位行走中的母亲自己所讲的,她追求的并不是育儿经,而是从“社会”这个更大的层面,寻找到一点启迪。让跟她一样身处高墙之内的父母,看看教育还可能有哪些形式。

 

“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国家,有各种美丽的地方,但是相对来说,日本通常会被称赞为做事严谨且漂亮的国家。”《他乡的童年》第一集镜头对准了日本。集体主义盛行的日本,国家不算大,但凝聚力超强,做事严谨,讲究秩序和纪律,追求完美,这些让整个日本社会能以一种有序的状态运转下去,而这些都可以追溯到对小孩的教育上。


日本的小孩大多很乖巧,就像清晨被妈妈叫醒的小花,她揉了揉眼睛,自己踩着小板凳洗漱,穿衣服,叠衣服,跟家人说早上好,吃饭礼仪也很到位。这都跟家庭的“训练”有关,小花妈妈说,“她不高兴的时候就不会太听话,也不乐意做这些事,她拒绝时不逼迫她,陪她一起做或跟她比赛,这样一天下来她也会努力争取做到最好。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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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,18年拿18个诺贝尔奖,日本的教育体系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,关键还是得去学校看一看。在日本有很多网红幼儿园,东京的藤幼儿园就是其中之一,在这间幼儿园里,设计和教育的考虑是合二为一的。


小孩到了幼儿园,第一件事就是玩。不用在教室晨读,不用早自习,动起来就对了,“发散燃烧自己的能量,感受身体中生命的苏醒。”学校是圆形的,透着禅意,这样的设计可以让孩子们放开手脚玩耍,除此之外,“孩子们可以自主选择与他人的距离,而不是被安排。”


在藤幼儿园,信奉自然是孩子的老师。这里的大蒜是那种从土里拔出来的,上面还有泥土,还可以看到小虫子在爬;这里除了有菜园可以种菜吃,还养着小马驹,如果孩子生日,可以坐在马驹的身上绕着操场跑一圈。因为,“让他们看到真实的东西,他们会学到更多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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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你有留心会发现草坪不平整,里面还会冒出小花,故意造不平整的草坪,是因为设置“不方便”能促使孩子思考。日本幼儿园的集体主义体现在这些“设置小障碍”细节里——在进教室的门口,会有拖鞋的地面标志,提示孩子们把鞋放好。


教室的门故意设计成坏的,是为了提醒后进来的孩子,随手把门关紧,以免风吹进来冷,让他们学会多考虑坐在门旁边的同学的感受。户外的水龙头特意拿掉了水槽,这样水很容易溅到身上,孩子们就会关紧水龙头,从而养成节约用水的习惯。


吃饭的时候,除了感恩食物之外,自带便当和吃学校配餐的孩子,可以共享一桌子所有的饭菜。但是校长会时不时来桌子这里“捣乱”:“今天有鱼啊,我能不能稍微尝一尝味道?”每一回都会被小朋友拒绝、阻止,每天安排这样的训练,是为了让孩子们明白:“懂得与其他人分享的同时,也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食物(和东西)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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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孩子被“折腾”,老师也是被“折腾”的对象,教室与教室只用木板和书柜相隔,这样一来,老师得使出浑身解数,设计课程来吸引孩子,不然孩子们的注意力就全被隔壁吸引过去了。


如果说日本是个讲究秩序感、规矩,用一遍遍不留痕迹的训练和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设计细节,来培养孩子们的坚强、严谨的品质和为他人着想的品格的话,芬兰就是个放养型的教育。


芬兰是一个只有500万人口的小国家,却有着全球最顶尖的人才储备,在国际学生评量计划对于15岁学生能力的评估测验中,芬兰一直名列靠前,也多次被联合国评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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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教育这块,在芬兰非常看重孩子的人权,家长打骂小孩被严厉禁止,一旦发现,儿童保护部门走一遭吧。芬兰的学校里,则是避免一切形式的竞争,从小学到初中都没有考试不说;


他们还没有规定的校服,上课你想怎么穿都行,人手一个IPAD当课堂工具,课上肚子饿了还可以随时吃零食,简直是小孩的梦想课堂了。课间休息的时候你可以用自己最舒服的姿势躺着,没人会呵斥你“没家教”。


这里的课程形式也是打破了我们的认知。芬兰现在教育体系里主要是“现象学”的课程,外加保留了几种常规的课程,在现象学这门课里,会出现老师结合数学、艺术、生物、芬兰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科,对同一个主题进行讲解,也就是说,一个课程里,学生会同时学到几种学科的知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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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在校内上课外,学生还会到户外上课,比如去森林里上课,去闻一闻苔藓和泥土的味道,观察一下森林里的树,作业嘛,为你见到的植物想一个名字吧,随便什么都可以。

 

不用背书,做题目,交作业,“我们教的东西是三年级学会了,五年级还让孩子们记在脑海里。”但是如果学生在一方面就是比较弱呢?“那我们会反思自己的教学方式,不会觉得是孩子的问题,因为我们相信,他们本来就很擅长。”


比方一个孩子数学不好,他如果喜欢乐高就用乐高积木去教......能做到针对每个学生的特性去教学不容易,正因如此,芬兰对教师的要求是很高的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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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芬兰,从幼儿园到大学,所有教师都必须硕士以上学位,师范学院入学比例控制在1:10,专业知识过硬还不够,还会有心理专家评估你是否有爱心。一旦走上教师岗位之后,学校内部老师间却完全不存在竞争,5年涨一次工资,不用写报告之类的,也没有考核压力,这样,老师把所有精力放在了学习如何更好地教孩子上。


提倡的“不竞争”的教育,是跟芬兰的福利体系配套的。比如,政府会给每个新生儿家庭提供一个免费育儿箱,里面装着宝宝衣服、婴儿用品,可以说是很贴心了。学校的午餐是免费的,学生和老师都不用付饭钱。


这里的孩子即便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,还有其他出路,从小受教育的氛围,让这样的观念植入了他们脑海里,“每个人都是平等的,任何工作都是好工作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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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他乡的童年》最近一期片子镜头对准了印度。印度和中国一样,在过去20年经济增长特别快,许多人的命运和阶层也发生改变,有个有趣的事实是,在世界500强跨国公司里,印度高管的人数多、比例高。他们有个很有趣的思维Jugaad,翻译过来的意思是:凡事都有替代方案,比如家里没有花洒,用铁桶戳一些洞,挂在水管上,就变成了花洒。

 

因为印度资源有限,有贫困匮乏的一面,这个思想就显得特别必要,当标准答案不可行时,Jugaad就出现了,尽管在解决老问题时,可能会引发新的问题。在教育上,这种思想的影响就是:印度学生不接受正确答案或标准答案,他们一旦发现了不认同的东西,会在课堂上当面和老师辩论,挑战老师。


而在印度老师的眼里:“课堂上挑战老师很常见,当一个老师的观点被挑战时,这堂课的目的就达到了,教育的目的是把马带到水边,并让他觉得口渴。”简单点说,就是让学生获得自主学习的能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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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1990年起,一位名叫苏卡塔的教授在贫困地区安装电脑,让孩子接触互联网,“云中学校”就是在他的影响下诞生的。这地方有点像网吧,但是孩子们不是在这里打游戏的,每天下午,学校会接通世界某个角落的志愿者,让孩子和世界通话,这里很穷,孩子们连衣服和鞋袜都穿不起,却用上了电脑。

 

“偏远地区的孩子没有机会接触互联网,会严重落后的。”这就是云中学校的创立初衷。最开始,来这里的孩子用电脑看动画片,学电脑怎么用,把它当玩具,一年以后,他们已经会搜索网络了。

 

因为看不懂英文,他们又开始自学英文,只需要给孩子留个问题,他们就会用视频网站找到相关的问题,听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来谈论它。而这些穷到没钱穿鞋子的孩子拥有了与世界联结的机会,这种积极影响是长久性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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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让学生自主学习外,印度对孩子有最大限度的宽容。陈子齐,一个台湾小孩,患有轻微的多动症,在台湾她曾经是老师眼里的“熊孩子”,甚至一度被老师打击到怀疑自己不配留在这个世上。


跟着妈妈到了印度,孩子还是好动,但无论出门还是在学校,当他玩闹时,妈妈担心他打搅到别人,上前制止,立马会有人说:孩子就是这样的,玩是他们的天性。在这样一个环境下,陈子齐变得开朗乐观,玩乐高的天赋也被激发出来了,现在他会说英语,会唱歌,最主要是自己觉得“我还挺不错的。”

 

印度社会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,但总有人用奇怪的思维去改善掉那个问题,脑洞还很大,这些改善虽小,但为孩子们带来的积极影响却是巨大的。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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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拿阿尔德库布塔来说吧,他是“废物变玩具”的倡导者,1970年代,工程师的他发现许多穷孩子没玩具,花钱给这些孩子买玩具太不切实际了,他就从废品和垃圾中找材料亲手造玩具。

 

他写教程,免费发布到网上,做小视频发布到网上,这样一来,即便是最穷的人也可以玩得起玩具了。再比如,在印度有工厂会回收废弃电子元件,把需要的物质通过化学提取的方式提取出来再拿去卖,这个产业链会雇佣童工,很多小孩因此患癌,有学校就想到把电子元件回收,用到了手工课上,废弃的电子元件变成了漂亮的耳环、冰箱贴、小人偶......孩子们多了手工工具,电子垃圾对社会的危害也减少了。


在印度,很多青春期女孩因为“月经”辍学,还因为相关知识匮乏,月经一来她们以为自己得了癌症,一对设计师专门为女孩设计了“月经”相关的绘本,又去相关部门呼吁,给女孩们免费发放护垫和护垫焚烧炉等配套工具,这样,因为月经羞耻而辍学的女孩也能减少了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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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是因为看似微不足道的改变,印度才在历史洪流中缓慢却超前行进着。印象深刻的是,片中提到,“中国人很擅长‘完成’事情,不像印度人,能言善辩,不羞于表达意见,即使这些意见只考虑了一半,印度人不会等待自己有了完美的想法,才会去做,而是在做的过程中完善它。”


就像导演周轶君说的,这部纪录片注定无法解开中国父母的补课焦虑,升学压力,但她“很愿意跟所有人分享这一路上遇到的惊喜、感动,与观念刷新”。回忆起在芬兰的户外课堂,周轶君跟学生们一起去拜访当地康复中心的老人时,有个画画环节她很不安,“我不会画画,被人笑话怎么办?”


尽管已经成了老母亲,这个念头还是立马闪现出来,老师的一句“画画的目的不是比赛看谁有天赋、看谁画得好,而是让每个人用画笔表达自我”戳中了她,瞬间泪崩了。因为她想起儿时喜欢唱歌的自己经常被人说“你唱歌像念经,别唱了”,比起习惯性被否定,芬兰课堂的这种“去竞争化”,让她感觉很不一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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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在印度和老师们聊天时,当她提出上网可能会让学生减少阅读的时间,有老师直接说了个观点颠覆了她的认知:“我自己就从小不爱看书,有些孩子生来就是视觉型的!”而在我们的认知里,爱读书的孩子才是值得鼓励的,其他的,看小说,画漫画都是不务正业。


13岁的以色列孩子,他们小小年纪就可能是CEO、Founder,这里的教育告诉孩子:失败并非终点,不停尝试就是英雄。在英国私立学校,这里的老师会花更多精力在教那些我们通常说的“没有用的东西”上,比如戏剧表演,修汽车……

 

要说最让周轶君动容的,是日本校长的手写的那句:孩子是大人的父母。为人父母不需要考试,这漫漫路途,就像是无证驾驶在路上,错一步,就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。在教育孩子的旅途中,常常让中国父母感到崩溃焦虑,有位网友的留言让人印象深刻:


“我常常问自己,我能否做好母亲,似乎没有做好准备就已经开始了这趟旅程,有时甚至觉得孩子似乎比自己更像一个大人”。成长永远没有标准答案,只有不断地拓宽认知的疆界。好的教育,在于大人也变成学习者,不停成长:“当你眼界宽阔,看待问题时或许会有不同的答案。”


来源:武志红